探索与争鸣 | 陈恒: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0-12-21浏览次数:190

作者:陈恒

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陈恒教授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很大。面对学术全球化时代,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三大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保持清醒的态度,了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逻辑,以积极心态汲取域外优秀文化。今日中国的发展呼唤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尽快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关 键 词:世界史研究;三大体系;共同体;中国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世界、了解不同文明和民族、了解各民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产品。因而,我们需要了解当代世界的历史形成、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历史传统。


  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了解世界史离不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哲学社会科学随之大发展、大繁荣,中国世界史研究40年来的成就也有目共睹,尤其是2011年成为一级学科之后,世界史学科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以及促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认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与4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与此同时,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或开掘的空间很大,诸如理论方法的创新,前沿思想的交流,学术地位的确立,多语种人才的培养,国家、区域研究的不平衡以及服务国家的问题意识不够明确和史学公共真人游戏功能的不足等。新时代提出了新需求,新发展提供了新可能,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三大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


如何看待西方学术的三大体系


  在构建三大体系语境下谈论中国的世界史,笔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塔西佗等古典史学家,而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著述等身,涉及形而上学、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哲学、逻辑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修辞学、美学、诗学等领域,在很多领域扮演开创性角色,是西方古代世界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知识广博、思想深邃、观察敏锐,其著述为后来的知识谱系、学科分类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他是西方学科建制的发端者。到了中世纪,基督徒从信仰角度解释上帝与社会、自然的关系,这些来自神之启示的神学知识大大丰富了人类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类,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含自然科学)等学科相对发达。到启蒙时代,欧洲哲学家又把人类思想从信仰拉回人间,试图呈现一个新世界。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大航海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时空观念。到了近代,今天所讲的各种学科概念逐渐出现,其发展中最明显的特点是专业化和职业化。一方面既有学科的边界日益清晰且内涵更为丰富,如历史学;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许多新学科,如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等。20世纪初,伴随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又出现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


亚里士多德(图源:网络)


 学科内涵的日益丰富、新学科的不断涌现,总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总是为了满足时代需要和应答社会的各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思学科的起源、发展与嬗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后,其价值更加凸显。这说明当代中国的上述体系还不够成熟与先进,没能完整反映当代世界的知识谱系,解释世界和自身发展经验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也说明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是一个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能够全面呈现的,因此急需发展、构建富有我们自身特色的三大体系,这既是为了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世界,也是为世界贡献我们的精神资源。这些问题虽已经引起重视,但大家在讨论时似乎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学科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西方的学术体系包括哪些要素?评价学术的标准是什么?西方的话语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进行有效传播的?这意味着在构建三大体系的同时,我们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首先,要反观西方学科体系的发展路径,既要了解其形成过程,又要了解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应答什么样的问题中不断丰富、不断拓展、不断走向世界。西方文明的初始阶段在希腊古典时代完成,此后是通过希腊化、罗马化、欧洲化三个阶段来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西方的殖民扩张,西方文明也散播到世界各地,并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固化了自身优势。可以说,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将持续引发社会变革、引起新事物的出现。


 其次,要清楚西方的学术体系包括哪些要素、这些要素在学术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同时是如何逐渐规范现代学科发展以及如何逐步改造现代知识社会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西方的学术体系也非一日之功。这个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并为探索未知领域奠定了基础,涵盖了出版、学会、大学、大学系科、课程体系、学术期刊、学术规范、评价机制等多项要素。


 再次,要清楚西方知识体系的生成机制,因为这涉及对自然、社会、信仰的认知,即对世界的认知与认同,同时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与民族国家的追求,其背后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中国学者应当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一切事物,兼听则明、兼学则智,通过认识西方知识的生成机制,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的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把上述问题内化为我们的思考路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基本体现。在构建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时,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态度,了解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逻辑,以积极心态汲取域外优秀文化,以期“激活”中国文化发展,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目空一切。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理解历史、解释世界的方法,都有其内在的目标追求,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我们需要学会鉴赏、识别,剔除其不合理的部分,吸收其精华。


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看待世界史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作为人类文明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与外部世界有着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关联性是人类不断进步发展的动力。今天,面对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更应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在更加广阔的世界历史时空中,对世界历史研究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此而言,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必须对外部世界的语言、文化、社会、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实现相互理解和合作共存。


  在人类文明史上,时代的共同精神面貌与人类智慧的个体表达存在着显见的共振关系:人类智慧化育个体,融汇众生,泽被天下。今天,人类文明也许又将迎来重大变革:信息时代的科技革命正在根本性地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认知和思维模式;全球力量表现在知识、技术、物质、资本、观念等方面的创新组织与重构,给前数字化世界格局带来强烈的冲击;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行动从特定阶层/族群逐渐扩展到国家政府层面;传统的安全观受到挑战并令人重生文明冲突之忧思。怎样判定当前世界的格局?人类文明将往何处去?人类的共同命运之根究竟何在?这是时刻浮现于每一位思想者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系列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众多场合大力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文明的相处之道把脉开方。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也为思想界共同体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括对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共同的历史记忆、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等思想。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世界历史,探究历史上各文明兴衰的内在原因,以及各国和平共处与合作共赢之道,这是新时代我国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把握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和担当。作为涵育知识、化育社会的思想者,需要构成汇淑人类智慧、关心共同命运的新型共同体,一起直面时代议题,探求因果之道,开辟创新之源,以思想的共同体来引领命运的共同体,从而实现齐步前进的主动性。有鉴于此,我们须围绕当前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重大议题,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和多维度的世界历史之探讨,同时我们也主张深入各文明体内部进行精细的微观剖析,力图准确把握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困难、困惑以及人类文明所处的困境,以开具可能的应对良方。


其次,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保持自身文化充满活力,一方面在经受外来文化持续冲击中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以我为主不断融合外来文化,从而推陈出新,向更高级的文明发展。今日正在为“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中国,正需要从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不仅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会激发人们思考,改善认知方式,促使观念发展,使知识呈现出新的形态,而且突发事件也会改变人们的常识概念,促使人们不断反思乃至改写历史。近代西方的扩张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知识谱系;“9·11事件”让当代知识界、思想界重新思考历史上的恐怖行为。若向前追溯,从历史上说,西方古典文明的影响就是建立在向外传播基础上的,它们的经典被翻译成新的语言和文字,同时也从其他文明那里获得知识和启迪,增强了自身的生命力。希腊人借鉴东方的智慧建立自身的求真文化。罗马人吸纳了希腊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实用文化,又不断把这种文化向欧洲西部、北部推广。后来的阿拉伯人又大量翻译希腊罗马典籍,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文艺复兴时代前这些典籍又回流到欧洲,对欧洲文化的新生产生极大影响。借用巴赫金的话,这是文明之间的“相互激活”。当代西方文明都与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古典文明有关,雪莱说:“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全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希腊罗马世界是一个遥远的世界,但不是一个消失的世界,它的行为、经验、思想并没有消失,仍然充满着新鲜的、欢乐的、希望的血液,仍然在不断延续的西方文明内“呼吸与燃烧”,西方世界仍不断从中获取不竭的新启示、新成果。


 读史使人明智,因为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经验会给我们提供启迪。在中华文明正走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今天,我们亟须以这样的经验进一步丰富、激活自身的文化学术资源,让我们成为观念的提出者、知识的制造者、理论体系的构建者、学科体系的发起者,为中华文明永葆活力、不断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世界历史研究对此责无旁贷。与此同时,从更具体而微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国民素质提高等角度上讲,我们同样离不开世界历史研究。


学术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需要人类关怀。人类从历史深处一路蹒跚走来,还将继续向未来行进,如何选择一条比较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文明进阶之路?为此,我们希望发挥知识界与社会各领域融合之效,通过历史探讨适合当前全球治理的新途径。


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需要观照时代。时代为学者提出可供关注和批判思考的问题,我们期望以世界历史研究为平台,借力社会实践各部门的动能,推进知识界进行跨界思考和研究,在为时代提供历史镜鉴的同时,推动学术思想的创新反哺社会。


 我们的世界历史研究需要自由探索。宇宙无边无际,人类智识亦无穷尽之日。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中的各种主题,都应该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应了解其双向互动过程。我们希望集中智慧、独立思考、自由探索,为人类文明朝向美好未来增添薪火。


 第一,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科研和育人的价值体系,构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缺少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和借鉴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繁荣发展,对文化软实力也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要求。大力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培育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一代新人,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势的必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精辟地阐明了这一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西方的历史发展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多年来,我们一直身体力行,希图尽自身微薄之力,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繁荣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由王冠走地师范大学世界史团队组织翻译,不久将陆续出版的有9卷本《剑桥世界史》、6卷本《观念史辞典》、2卷本《城市研究百科全书》等,它们大多属于能反映当代国外学术界前沿水准的著作。我们相信,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但有利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而且也会促进中国学者关注外域“他者”的研究方法、研究概念、研究领域与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从中汲取精华,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加速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


《剑桥世界史》


  第二,翻译外国历史著作是认知域外文化的有效途径,对于本土文化建设而言见效快、意义大,同时体现了本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并增强了后者的生命力。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晓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兴起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


先辈努力积淀的经验和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多年来我们在此方面倍加努力。在过去十余年时间里,王冠走地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先后组织了十余套外国史译丛,诸如“澳门美高梅现金娱乐文明史译丛”“城市与社会译丛”“光启文景丛书”“光启新史学译丛”“城市史译丛”等,出版了数百种域外史学著作,其中不乏经典之作,诸如彼得·霍尔《文明中的城市》、斯特拉波《地理学》、普林尼《自然史》等,很多已成为各研究领域重要的汉译名著。这些译著对当代中国学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推动中国学术不断前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既有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日益成长、繁荣起来。


第三,阅读外国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路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是对真理不懈追求的产物,这是全程育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民众在经济上日益富裕,到外国投资、留学和旅游的人数日众,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阅读外国史,以便更真实、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域外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外国史也可以培育人们更加开阔的眼界、更具开放性的思维、更为完善的人格。多读外国史,不仅能让人们认识到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而且使人们能以兼容并包的思维看待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社会和人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多变中汲取有益的智慧,训练理性思考的能力,培养出更具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公民意识、创新能力,可以应对未来挑战的复合型人才。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全球化时代,阅读世界历史是当代中国人应该补上的一课,而要将复杂的历史变化用通俗的语言进行阐述,离不开学者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历史上重大事件、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


  实际上,自明清之际以来,中国人就注意到域外文化的丰富与多彩。徐光启、利玛窦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是开启对世界认知的里程碑式事件,徐光启可谓真正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晚清的落后,更使得先进知识分子苦苦思索、探求“如何救中国”的问题。自魏源、林则徐、徐继畬以降,开明士大夫以各种方式了解天下万国的历史,得出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这种大变局使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了变化,从此,理解中国离不开世界,看待世界更要有中国的视角。


中国世界史须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


  毋庸讳言,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区域研究的不平衡,重现状轻历史的研究取向,学术对话的欠缺,原创理论的匮乏,支撑国家政策需求的问题意识不强,史学公共真人游戏的功能不明显等,都说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前方道路还很漫长。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世界史研究的根本意义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人认为,与中国史研究相比,世界史研究水准不高,价值不大;有人认为,我们研究俄国(还有苏联)史的不可能比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强,研究德国史的不可能比德国的历史学家强,既然如此,何必花大力气培养自己的专家,不如直接引进该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甚至还有人认为,希腊历史是伪造的,罗马历史也是伪造的,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都是虚构的,不值得相信,更不值得去研究,等等。这些看法之所以还有一定市场,究其本质,其实是一种狭隘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心理在作祟,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更是无视现实需要的理论误判。这就需要我们世界史同仁正视世界史学科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自身的辛勤努力推动世界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整体实力偏弱,研究还不成体系,且自发端以来就受到外部影响,脱胎于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和话语体系迟迟未能确立,导致我们在回答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时缺少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工具和方法。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在于对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解释,构建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离不开对其本体即世界历史进程的原创性研究,也包括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以下内容尤其是不可回避的。


第一,对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进步离不开对重大理论问题的回答,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建设必须提出和回答与时代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因此,世界史的关注对象应包括与人类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古代文明的起源、宗教与社会、地方与中央、近代社会转型、跨文化交流等。这些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不是孤立抽象的,而是要与整体性研究和关注现实的研究相结合。


第二,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性研究。当代史学尽管在微观层面有所突破,但也出现了碎片化趋势,史学研究在吸纳微观史学新成果的同时,应立足世界历史的整体高度,把全球史、整体史、跨国史、交流史等研究方法应用到古典学、国别区域史、社会文化史和外国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中去,探索世界历史在纵向与横向上的宏观进程,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框架。


第三,对世界历史分期与主线的研究。世界历史分期与不同时段的主线,始终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对主线与分期的认识走偏,会直接导致对历史发展动力、资本主义的现在与未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误读。更重要的是借助历史分期与历史主线的构建,可使历史知识呈现出能反映时代特色的新形态。因此,从不同角度共同致力于世界历史分期与主线研究是世界史学界的重要使命。


第四,对与现实和大局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和领域的研究。关注现实、服务大局始终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回答现实的问题才能使历史学的生命、功能长久存在并大放异彩。因此世界史学界须致力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例如环境与文明的关系、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发展与伦理的要求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本土实践出发,构建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的话语体系。


第五,对西方史学概念与知识生产机制的研究。西方的概念、知识和话语长期以来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对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的分析也无法摆脱西方的框架。要真正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制约,就要研究西方学术界如何生产历史知识、如何创造标识性的概念、如何传播其话语、如何影响异域学术界的学术生产与建构。因此,构建自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关注域外的经验,持续着力于对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整理与研究,梳理西方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及经验。在尝试从根本上解构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借鉴西方有益的学术成果,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世界的创建。


第六,对边缘性、非欧美国家和地区历史的研究。尽管中国学术界早已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病,但其影响依旧根深蒂固,仍然是当下世界史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中需要克服的问题。因此需要投入大精力、建设大队伍研究非欧美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比如对中亚、南亚、非洲、东欧等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通过实证性成果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偏颇,完善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人类文明解释体系。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世界史学科的兴起和发展是同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今天的中国正成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国,这就更加呼唤我们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国力的持续累进,新生代的不断成长,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今天,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总结成绩,更是为了察知不足,以便谋划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坚持用唯物史观进行当代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唯物史观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提供了系统思考,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演进趋势。中华民族自古注重以史为鉴,具有高度的历史理性。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传统结合起来,构建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话语体系,既是我国学者的优势所在和力量来源,也是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必由之路。


第二,立足整体史观,从逻辑与实证两方面彻底摒弃“西方中心论”。整体史观是中国史学界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关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理论,主张排除地区或种族方面的偏见,全面、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从整体史观出发,全面综合地理解人类历史进程,回答人类历史重大理论问题,才能彻底摒弃将中国边缘化的“西方中心论”,构建符合历史规律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


第三,以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为导向,进行系统比较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逐渐跻身国际舞台中央,这是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最大的时代背景。史学研究离不开时代需要,这种需要是思想进发之母,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遇到的重大问题为世界史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理论创新从问题开始,话语体系是社会实践的结晶,更无法与时代相脱离。


第四,增强与中国史结合、互鉴的能力。一个国家对外国历史的研究,归根结底服务于本国,也受制于对本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在义理、考据、修辞等方面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关于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诚如笔者《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1期)发刊词中所说:“今天的全球各地早已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无论从现实上还是从学术上,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我们竭诚欢迎中国史学者撰写世界史方面的文章,欢迎世界史学者撰写中国史方面的文章,中国史研究离不开世界史研究,世界史研究也需要借鉴中国史研究经验,如此才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客观地展现包涵中国史的世界史。”


世界历史评论(图源:网络)


第五,在总结中国经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炼标识性话语,强化概念供给,构建为世人所理解和自愿接受的学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特定概念。有效概念的供给,是中国话语体系自主性建构的关键一环;提炼标识性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高效传播的必要手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为此,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中提炼标识性话语,进而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扩大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第六,中国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也应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学科自身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更是国家的需要。新时代需要新的世界历史,呼唤着能够解释世界过往和自身发展经验且又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世界史。我们对世界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建议建立与中央编译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并列的国家编译馆,专门从事域外学术文献规划编译整理,制订中长期规划,进行文献分类,按照“轻、重、缓、急”来规划翻译任务,吸收域外优秀文化遗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以及新媒体应创办“世界史专栏”,要依靠专家学者的力量,围绕本学科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策划、组织、编发优秀稿件,为传播世界史研究成果、繁荣世界史学术事业贡献力量。国家出版相关单位需要制订国际化的出版体系,不仅要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构筑平台、创造条件,也要打破国界、引进资源、助力输出,促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当然,学术评价机制及其多样化、规范化也是不可忽略的。


《光明日报·世界史专栏》(图源:网络)


  历史学体系决定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选择,制约着解释历史的视角和方法,在将散乱的历史细节整合归并的同时,揭示已然的规律并进而阐发其未来发展方向和动力。但是,要总体地、系统性地把握和阐发人类历史进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同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交流、借鉴,创造了各自的文化和文明。因此,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虽然丰富多样,但世界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却很难建构。当代历史学面临的“碎片化”问题,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微妙性、多面性、多元性。


  历史体系既是对自身过往的记忆,也是对自身经验的总结与展望。历史体系能否被认可、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可,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文明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没有历史,过去将化为虚无,人类将失去记忆,文明将迷失方向。研究世界历史,是为了让人类各文明辉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独特的世界重生,并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此,世界史学界同仁应当携起手来,努力奋斗。我们相信,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定会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


(作者:陈恒 王冠走地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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